其中，刘作翔将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具有的职能概括为五个方面，包括政治职能、经济职能、社会职能、文化职能和法制职能。
那么，两个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也同样是结构耦合的关系。例如，美国最高法院1973年做出的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案判决，在政治系统中引发的效果是大量政治抗议运动，以及各种政治力量的重新分化与组合，而该案在法律系统中，则是判例链条中的一个先例。
[7]如果说，宪法的政治性与法律性分别是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基于各自角度对宪法的观察，则社会系统理论在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之外，提供了理解宪法性质的第三种路径，[8]我们不妨将其称作系统论宪法学。这是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的共识，二者的差异在于，政治宪法学追问的是根本法何以根本，而规范宪法学追问的则是根本法何以为法。例如，无论是政治系统还是法律系统，都是按照各自的代码和媒介，运作上封闭和认知上开放地运作的。法律使得权力从恣意决断变成了合法权力，一种具有象征性和普遍化功能的媒介。[91] 注释: [1] 李忠夏：中国宪法学方法论反思，载《法学研究》2011年第2期。
一言以蔽之，系统论宪法学有助于我们透过宪法现象的表象，从而更深入地理解宪法现象背后的深层结构与机理，因此我们可以用卢曼的社会学术语说——系统论宪法学为我们提供的是一种宪法的社会学启蒙。心理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结构耦合的例子，则可以帮助我们看到两个自创生系统之间的互相依赖，又互相限制的关系。基于国家共同体的共同任务和目标，其他国家机关若为履行法定职责，需要警察权予以配合时，垄断了警察权的公安机关即应承担协助配合之义务。
公安机关履行协助行为时应如何选择法律程序，需根据具体的协助情形而定。对于一个集多权于一身的机构而言，既无协助的必要，亦无协助的可能。作为一种政务连带关系，警监协助兼具同求与分工的双重属性，构建科学有效的警监协助机制，有助于实现监察权与警察权之间科学的分权与充分的合作。为实现监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协作的常态化，应增加部分常设机构，主要包括：（1）在两机关内部设置常态化的协调机构。
探讨警监协助机制的法理基础，其表层意义在于阐释警监协助的发生机理，即监察机关为何需要公安机关予以协助配合等基本问题。监察法第29条规定，依法应当留置的被调查人如果在逃，监察机关可以决定在本行政区域内通缉，由公安机关发布通缉令，追捕归案。
国家监察委有必要适时针对监察法警监协助条款出台监察解释，为警监协助机制框定基本原则和规则。在委托协助事项上，鉴于监察协助事项对公安机关而言具有临时性和不可预见性，一般应由监察机关从本机关经费中列支用于支付协助的费用。出入境管理工作是党和国家赋予公安机关的专有事权。[30]为适应刑事诉讼的证明要求，监察机关在调查取证过程中要保证证据的合法性与可靠性，部分情况下需要公安机关予以协助配合。
基于合目的性、正当程序与比例原则的要求，特殊调查手段的行使必须符合法定条件，具体包括：（1）采取特殊调查手段必须符合法定目的。公安机关决定不予协助的，监察机关不能以监察法第4条第3款[35]的一般协助义务条款为依据要求公安机关必须予以协助。[22]为实施对内统治，国家必须对暴力进行合法垄断，[23]在其领地内，只有它自己或经它允许，才能使用暴力。其中，专门性问题是指监察机关在调查过程中遇到的必须运用专门的知识和经验作出科学判断的问题。
【中文关键词】 警监协助。其二，法律程序之选择。
被请求机关如果拒绝提供协助，必须详细列明具体的拒绝事由。为长远计，基于监察协助配合机制之于整个监察体制的特殊作用和不可或缺之地位，有必要将制定单独的监察程序法提上全国人大的立法议程。
对紧急情况下的协助配合请求，应简化申请程序，通过即时申请、即时批复、即时协助的方式予以处理。对被调查人在本行政区域外执行留置措施的，由决定采取留置措施的监察机关报请上一级监察机关协调同级公安机关协助执行。另外，基于审慎原则，配置特殊调查手段时，往往采行特殊调查手段决定权与执行权相分离之规则。现代国家的机构体系是一个整体，职能分立的各个机构是整体的器官，虽彼此各异，却是整体必不可少的部分。其一，机关内部法律责任。（一）案件移送类事项 在警监协助机制中，案件移送属于公安机关依职权进行的监察协助。
其二，机关间法律责任。如监察法第28条规定，可以采用技术调查措施的案件应当属于重大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批准决定应对技术调查措施的种类、适用对象、时限等作出明确限定。
（2）拟同时对多个调查对象采取留置措施，但监察力量不足的，监察机关可提请公安机关出动警力予以协助。该条款为厘定监察机关与法、检及执法部门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宪法依据。
监察机关为调查职务犯罪需要警力支持时，只能请求公安机关协助。根据宪法修正案和国家监察法的精神，2018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着力解决了国家监察与刑事司法之间的衔接问题，[2]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中的分工与衔接机制得以确立。
公安机关拒绝协助并说明理由后，监察机关坚持公安机关应予以协助的，应报请同级人民政府决定或由上一级监察机关报请与其同级的公安机关决定。（2）公安机关对协助请求进行审查时，申请协助事项既要满足监察法及相关协助配合规范中规定的形式要件，又要符合公安机关的操作规程，所以公安机关审核是否应提供协助应同时适用监察法律规范与警察法律规范。例如，监察机关在调查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为了不惊动被调查对象，需要通过其他违法犯罪线索控制涉腐相关人员的，可以向公安机关移交有关案件线索。（一）监察机关协助申请程序 监察机关提出协助请求是公安机关进行协助的前置性程序，该程序亦应符合正当法律程序的要求。
在这一程序性环节中，可能存在两类风险，即审查不作为风险和协助不作为风险：一方面，公安机关对监察机关提交的协助申请仅作形式审查即批准，无法实现对监察权的有效制约。良性的分工、同求关系一定是分权控制、协调配合的状态。
[12]同求的政务连带关系，意指不同国家机构为实现国家共同体设置国家机构的共同目的以及对国家机构所赋有的共同使命，而形成的政务上的共同协作关系。[19]警监协助机制的价值取向不仅体现在警察权对监察权的协助配合，还表现为警察权对监察权的制约。
（2）规范监察机关申请协助的程序机制，通过程序的作茧自缚效应，[21]促使监察机关谨慎行使监察协助申请权。（5）本级公安机关欲将具体的协助事项交由有执行能力的下级公安机关办理的，需要经监察机关同意。
公安机关在执行技术调查措施时，应及时向监察机关通报案件进展和与案件有关的信息。其四，特殊情况下的协助申请规则。（3）本级公安机关的技术能力无法进行有效协助，需要由上一级公安机关执行技术调查措施的，由本级公安机关提请上一级公安机关执行。构建科学有效的警监协助机制，在监察法治体系建设中居于基础地位。
其二，应由哪一地公安机关履行具体协助义务的问题。其三，警察权的运行奉行职业化，即基于警察权配置的集约性，警察权运行必须遵循职业规程和职业伦理。
搜查是国家监察法为监察委员会配置的调查措施之一。重大、紧急协助事项所产生的费用通常具有花费大、可预见性低等特点，很难由监察机关或公安机关独立承担，应制定专门的经费保障机制。
警察权配置的集约化，指的是基于警政分立的原则，将警察权从行政权中分离出来，统一授予专门机构，由此衍生出警察权专配之法则，即不得给其他国家机关配置警察权。[9]参见齐小力、陆冬华：《论公安机关和监察机关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第3页。
